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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与受剥削都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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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剥削与受剥削都是光荣的
香榭丽舍的眼泪
发表于
200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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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起的制度:剥削与受剥削都是光荣的(第三稿)
从人类的早期文明开始,任何一个社会都把盗窃、抢劫视为罪行。而“剥削”这一概念直到现代社会形成共产主义思想,才出现在人类意识中,并认为人类以往的历史、也就包括了文明历程,是在剥削制度所主宰的社会中演进的。
因此,由“剥削”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1、剥削不可能阻挡文明进程。
人类社会从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剥削制度”下的社会,文明的内涵不是减少、而是丰富了,文明的意识不是淡化、而是逐渐增强了。
2、剥削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现象。
“剥削”虽然与盗窃、抢劫类似,是对财富的占有方式,但“剥削”是社会制度(以往的)所认可的某些形式,而盗窃或抢劫几乎从未被任何制度认可。据说成吉思汗最痛恨盗窃,他在少年时期毫不手软地杀死了自己的一位兄弟,就因为那兄弟偷吃了分给他们母亲的食物。
可以说,一个社会存在着剥削,并不意味着该社会放弃了文明,更不意味着该社会就连盗窃和抢劫也能容忍。这应该作为对我们当代意识观念的一种启示,也就是说:制度以外的财富占有形式,与盗窃和抢劫一样,只能是罪行!
一、文化支起的制度:剥削是光荣的
二、文化支起的制度:受剥削也是光荣的
三、文化的变迁:“剥削”概念的淡隐
四、光荣:“人性”提供的生物基准
五、光荣:文化尺度与利润尺度
六、光荣的发达经济:资本虚化、交易泛化、增长模式
七、两种亵渎:“追求最大利润”和“争抢受剥削机会”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
一、文化支起的制度:剥削是光荣的
我并不认为剥削是光荣的,但我不能篡改历史,也不能主宰人类社会。“剥削”的“光荣”是历史所显现的。
曾经的贵族文化令人类当时的各种社会、民族或国家引以为荣,但这些贵族文化几乎都受益于剥削制度。
在奴隶制盛行的古代欧洲,奴隶往往是战俘或被征服者,但那些奴隶一旦成为战胜的一方,也同样为自己的奴隶主身份而感到自豪,历史也同样会记载那种勇者无敌的光荣。
这种光荣在蒙古帝国的兴起过程中也得到体现,成吉思汗就沦为过奴隶,但他称汗后也拥有过奴隶、还重用过奴隶;而他却永远都是蒙古人的英雄,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是历史!而且,这种光荣的到了当时及后世的文化认同;尽管这种光荣是剥削制度中的光荣。
二、文化支起的制度:受剥削也是光荣的
我也不认为受剥削是光荣的,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剥削与受剥削的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社会契约论总结并明确了这种改变,把剥削与受剥削双方以文明的方式协调在一种以社会文化观念为基础的契约中,而扭转了以往“压榨式”的、由剥削者主导的制度传统。
这一方面出于欧洲现代社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剥削者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在于西方现代文化对契约形式的广泛认同。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抉择带有几分戏剧化色彩,他本寄希望于德国率先取得共产主义的成功,却不得不先在经济较落后的俄国开始社会主义的尝试;因为,德国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达成了劳资双方的妥协。随着工会作用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普遍缓解。
三、文化变迁:“剥削”概念的淡隐
冷战和苏联模式使得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没能取得进一步的文明进展,反而陷入了经济的窘境。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意识,也被多种不同体制的其他社会广泛借鉴、变通应用,而取得了不少的成功。西方社会渐渐淡忘了“剥削”概念。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变迁和苏联的解体,与他们的文化变迁是同步的;而且西方国家一直都存在着具有明显差异的多样化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文化和传统对社会制度支撑作用的证明。
中国古典文明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很早便采用赋税的形式提供政府财政来源。富绅们都有家奴或雇工,但与比例更大的自由农民相比,这些家奴或雇工对文化和制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力。但“剥削”、甚至包括人身的买卖都是存在的,倒是契约意识也一直存在,减弱了“压榨”的意味。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现代社会接受了民主思想,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把剥削制度当作“阶级压迫”,也可以说,是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
而当代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争抢受剥削机会”的说法,并认识到投资的作用。当代中国文化也习惯于“资金”“资本”这样的术语,几乎不再使用“剥削”的概念,而用“获得”“赚取”这样的词汇取代了“分配”。
四、光荣:“人性”提供的生物基准
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采用了契约的形势。契约观念的广泛运用需要统一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基准,而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并表现在制度层面;就连所谓民主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认可印第安人所习惯的社会组织形式。
而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社会体制的差异似乎成为了一种困扰,这种困扰实际上来自于文化的差异。西方社会曾用“人性”的概念克服了这种差异,求得了“价值的共识”和“制度的趋近”;而这种“人性”概念是生物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典型的标志,两次世界大战也就出于这种“共识”和“趋近”带来的矛盾。
人在文化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在生物界的确没多大差异。现代经济学更是推进了这种“人性”观,人成为了人口、消费者或劳动力——一种牲口。最终,“人性”使“高级动物”成为了一种光荣,并作为一种文化在殖民扩张中向整个世界推广。在贸易的繁荣中,在分工的细化中,这种“人性”基准的确给经济活动带来了不少方便,因而这种光荣也就渐渐得到了默许。
五、光荣:文化尺度与利润尺度
文艺复兴的作用,在我看来,就是使人类成为了社会文化的积极建设者、而不是等待“报应”的道德操习者;地理大发现扩展了西方社会的自然资源渠道和贸易渠道,贵族难以用传统的方式主导社会生活。在文化观念和文化地域的扩展中,西方社会的价值尺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家庭和家族式的传统社会,渐渐变成了由不同行业在分工中形成的利益“链条”,而进入了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卢梭的思想,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比如“信用”这样的概念,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受关注。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的战争更血腥、贸易更频繁、钞票印得更多,但文化尺度明显地介入了经济、政治之中;确切地说,契约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从结婚这样的个人生活、到“入世”这样的经济决策,都需要协商、谈判,而不是单纯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契约和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保障,规范化和法制化是文明在现代的重大进展之一。在制度以外、规则以外,无论多么成功、多么富有,似乎都不算光荣。石油富国有那么多富豪、民众生活水平也较高,但我很少听到人们的有关吹捧,更听不到西方社会的赞赏,因为文化尺度偏向了欧美现代文化。
六、光荣的发达经济:资本虚化、交易泛化、增长模式
由于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尺度日益突出,现代经济也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尤其影响着人类得价值观念;与欧洲古代的军事文化和近世宗教文化的显著地位形成了对照。现代战争的动因和意识形态的争执,与经济生活都有密切的关联,东欧和苏联的巨变就是例子。
现代经济中,资本不再局限于资金和物质财富,而扩充到信用、技术、专业知识和学术威望等方面,文化成分向经济领域不断添加,使得资本日益虚化;有位英国学者著有《无重的世界》,作了更精辟的阐述。
而交易的泛化表现在契约的经济化和量化。由于“人性”生物化价值基准的推广,人类的各种交流或交换都染上了功利色彩,比如“兼顾经济效益”或者“双赢”之类的。最有力的说明是,在当代的经济模型中,甚至可以数量化地计算出各种交易的“制度成本”。
文化对经济的“虚化”和经济对文化的“外渗”,使得现代经济出现了“泡沫成分”。而忽视了“剥削”的现实存在,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停留在价值对等的交换模式中,而势必要追求利润。一旦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得到“较多的利润满足”时,“超前消费”即可作为一种自我剥削、也就是剥削自己的未来;另外,《谁偷走了我们的未来》这样的书,也揭示了另一种造成环境失衡的“剥夺未来”。
为了弥补“利润的短缺”,当代经济进入了一种难以中止的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却被视为“经济发达”,在当今的文化中,发达的经济无疑是光荣的,所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就显出更多的“优势”。
七、两种亵渎:追求利润最大化、争抢受剥削机会
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在上世纪中叶就很有影响力了,而现在我们的一些专家们大概还把“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解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说法,而“利润最大化”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最大化的利润”也是不存在的,甚至“追求更多的利润”都未必现实,倒是“合理的利润”值得我们大力研究。
而“争抢受剥削机会”更是一种“贱卖式”的文明倒退。不少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是吸取了历史教训、作为对消费能力的补充而推行的;而工会组织的作用,正是现代契约文化的表现,“争抢”是对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危害,而制造“争抢”更是险恶的阴谋。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文化中的适用性
1、共产主义理论在现代文化中的“过敏反应”
与一些药物的过敏反应类似,在现代契约文化中,历史事实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理论一些意外的反应:
阶级论:仅提供了革命的动力,而缺失了文明建设的动力。
物质论: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基础作用,助长了经济规模的攀比。
公有论:对所有制的强调,暗示了占有意识,使得管理模式缺乏活力。
这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意,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至少是有待完善的理论。在诸如面临灾难的危急情况中,也可以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苏联当年的“战时共产主义”就很成功。
2、消除“剥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我可以断言,这个世界不是由所谓民主思想主导的,而是由资本控制的。如果使用“剥削”概念,这个世界仍存在剥削制度。
而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文化的选择,比如“红灯区合法化”问题,争论就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合法化”是制度建设。文化如果不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即便制度化了,也依旧会不断争执、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制度问题。
消除剥削制度显然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尝试,得到过多种社会文化的支持;而作为一种抉择,却不存在必要性。当然,依赖剥削制度也是不必要。文明的进展,往往是尺度的把握;所谓的光荣,是站在文明发展的前沿,用智慧进行的开拓;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中,剥削与受剥削的“同时光荣”才能成立。
3、社会主义制度是文明在现代获得的重要成果
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以一种单纯的制度模式去描述。比如,欧洲古代的城邦民主制度,实际上只是城邦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而奴隶们被排除在外,公民与奴隶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度;从整体上来说,那样的社会是难以定义的。
当今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更为复杂。比如,一些跨国公司在适应不同国家的社会体制的同时,还在其内部实施公司制度;而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制度也相差各异,日本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管理风格据说各有特色,但都是经济大国的支撑力量。
社会制度不仅仅指国家制度,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社区管理、村镇自治等各种的社会层次和形态中。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实践,有着丰富的、被很多社会接受并应用的制度理论和文明观念,对于现代文化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社会化:强调人的社会化发展、注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协作。对于个人主义难以“制造英雄”的当代社会,更是一种有力的牵引;
系统化:应用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注重人的品格和素质,致力于树立社会的文明特征,在市场机制之外,表现出一种更富有理性和人格力量的民主规范,发挥了重大的文明整合作用;
公共化:培养公共意识,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主张共享人类文明成就,有利于加强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这是对一切“神圣”名义的彻底取代,而置人类文明于最高的文化(价值)地位;
谐调化:注重管理机构(政府)的组织功能,重视对社会分工与协作关系的调整,鼓励个性化的创造并充分吸纳到文明建设中。这是对竞争机制的理性取代,有利于多元化的文明探索;历史一再证明,挤在一条路上,势必激化人类冲突,酿成文明的灾难。
我几乎没有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仅凭自己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悟,汇集了上述的心得。可以说,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正宗”的民主体制,都没有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正如文化在历史中的不断交融,人类社会的制度也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是社会主义的“门徒”或“信徒”,但我肯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我相信是文化造就了现实的制度,因为我的生物特征以外的一切特征都是文化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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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早期文明开始,任何一个社会都把盗窃、抢劫视为罪行。而“剥削”这一概念直到现代社会形成共产主义思想,才出现在人类意识中,并认为人类以往的历史、也就包括了文明历程,是在剥削制度所主宰的社会中演进的。
因此,由“剥削”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1、剥削不可能阻挡文明进程。
人类社会从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剥削制度”下的社会,文明的内涵不是减少、而是丰富了,文明的意识不是淡化、而是逐渐增强了。
2、剥削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现象。
“剥削”虽然与盗窃、抢劫类似,是对财富的占有方式,但“剥削”是社会制度(以往的)所认可的某些形式,而盗窃或抢劫几乎从未被任何制度认可。据说成吉思汗最痛恨盗窃,他在少年时期毫不手软地杀死了自己的一位兄弟,就因为那兄弟偷吃了分给他们母亲的食物。
可以说,一个社会存在着剥削,并不意味着该社会放弃了文明,更不意味着该社会就连盗窃和抢劫也能容忍。这应该作为对我们当代意识观念的一种启示,也就是说:制度以外的财富占有形式,与盗窃和抢劫一样,只能是罪行!
一、文化支起的制度:剥削是光荣的
二、文化支起的制度:受剥削也是光荣的
三、文化的变迁:“剥削”概念的淡隐
四、光荣:“人性”提供的生物基准
五、光荣:文化尺度与利润尺度
六、光荣的发达经济:资本虚化、交易泛化、增长模式
七、两种亵渎:“追求最大利润”和“争抢受剥削机会”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
一、文化支起的制度:剥削是光荣的
我并不认为剥削是光荣的,但我不能篡改历史,也不能主宰人类社会。“剥削”的“光荣”是历史所显现的。
曾经的贵族文化令人类当时的各种社会、民族或国家引以为荣,但这些贵族文化几乎都受益于剥削制度。
在奴隶制盛行的古代欧洲,奴隶往往是战俘或被征服者,但那些奴隶一旦成为战胜的一方,也同样为自己的奴隶主身份而感到自豪,历史也同样会记载那种勇者无敌的光荣。
这种光荣在蒙古帝国的兴起过程中也得到体现,成吉思汗就沦为过奴隶,但他称汗后也拥有过奴隶、还重用过奴隶;而他却永远都是蒙古人的英雄,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是历史!而且,这种光荣的到了当时及后世的文化认同;尽管这种光荣是剥削制度中的光荣。
二、文化支起的制度:受剥削也是光荣的
我也不认为受剥削是光荣的,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剥削与受剥削的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社会契约论总结并明确了这种改变,把剥削与受剥削双方以文明的方式协调在一种以社会文化观念为基础的契约中,而扭转了以往“压榨式”的、由剥削者主导的制度传统。
这一方面出于欧洲现代社会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剥削者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在于西方现代文化对契约形式的广泛认同。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抉择带有几分戏剧化色彩,他本寄希望于德国率先取得共产主义的成功,却不得不先在经济较落后的俄国开始社会主义的尝试;因为,德国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达成了劳资双方的妥协。随着工会作用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普遍缓解。
三、文化变迁:“剥削”概念的淡隐
冷战和苏联模式使得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没能取得进一步的文明进展,反而陷入了经济的窘境。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意识,也被多种不同体制的其他社会广泛借鉴、变通应用,而取得了不少的成功。西方社会渐渐淡忘了“剥削”概念。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变迁和苏联的解体,与他们的文化变迁是同步的;而且西方国家一直都存在着具有明显差异的多样化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文化和传统对社会制度支撑作用的证明。
中国古典文明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很早便采用赋税的形式提供政府财政来源。富绅们都有家奴或雇工,但与比例更大的自由农民相比,这些家奴或雇工对文化和制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力。但“剥削”、甚至包括人身的买卖都是存在的,倒是契约意识也一直存在,减弱了“压榨”的意味。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现代社会接受了民主思想,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把剥削制度当作“阶级压迫”,也可以说,是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
而当代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争抢受剥削机会”的说法,并认识到投资的作用。当代中国文化也习惯于“资金”“资本”这样的术语,几乎不再使用“剥削”的概念,而用“获得”“赚取”这样的词汇取代了“分配”。
四、光荣:“人性”提供的生物基准
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采用了契约的形势。契约观念的广泛运用需要统一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基准,而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并表现在制度层面;就连所谓民主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认可印第安人所习惯的社会组织形式。
而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社会体制的差异似乎成为了一种困扰,这种困扰实际上来自于文化的差异。西方社会曾用“人性”的概念克服了这种差异,求得了“价值的共识”和“制度的趋近”;而这种“人性”概念是生物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典型的标志,两次世界大战也就出于这种“共识”和“趋近”带来的矛盾。
人在文化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在生物界的确没多大差异。现代经济学更是推进了这种“人性”观,人成为了人口、消费者或劳动力——一种牲口。最终,“人性”使“高级动物”成为了一种光荣,并作为一种文化在殖民扩张中向整个世界推广。在贸易的繁荣中,在分工的细化中,这种“人性”基准的确给经济活动带来了不少方便,因而这种光荣也就渐渐得到了默许。
五、光荣:文化尺度与利润尺度
文艺复兴的作用,在我看来,就是使人类成为了社会文化的积极建设者、而不是等待“报应”的道德操习者;地理大发现扩展了西方社会的自然资源渠道和贸易渠道,贵族难以用传统的方式主导社会生活。在文化观念和文化地域的扩展中,西方社会的价值尺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家庭和家族式的传统社会,渐渐变成了由不同行业在分工中形成的利益“链条”,而进入了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卢梭的思想,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比如“信用”这样的概念,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受关注。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的战争更血腥、贸易更频繁、钞票印得更多,但文化尺度明显地介入了经济、政治之中;确切地说,契约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从结婚这样的个人生活、到“入世”这样的经济决策,都需要协商、谈判,而不是单纯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契约和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保障,规范化和法制化是文明在现代的重大进展之一。在制度以外、规则以外,无论多么成功、多么富有,似乎都不算光荣。石油富国有那么多富豪、民众生活水平也较高,但我很少听到人们的有关吹捧,更听不到西方社会的赞赏,因为文化尺度偏向了欧美现代文化。
六、光荣的发达经济:资本虚化、交易泛化、增长模式
由于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尺度日益突出,现代经济也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尤其影响着人类得价值观念;与欧洲古代的军事文化和近世宗教文化的显著地位形成了对照。现代战争的动因和意识形态的争执,与经济生活都有密切的关联,东欧和苏联的巨变就是例子。
现代经济中,资本不再局限于资金和物质财富,而扩充到信用、技术、专业知识和学术威望等方面,文化成分向经济领域不断添加,使得资本日益虚化;有位英国学者著有《无重的世界》,作了更精辟的阐述。
而交易的泛化表现在契约的经济化和量化。由于“人性”生物化价值基准的推广,人类的各种交流或交换都染上了功利色彩,比如“兼顾经济效益”或者“双赢”之类的。最有力的说明是,在当代的经济模型中,甚至可以数量化地计算出各种交易的“制度成本”。
文化对经济的“虚化”和经济对文化的“外渗”,使得现代经济出现了“泡沫成分”。而忽视了“剥削”的现实存在,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停留在价值对等的交换模式中,而势必要追求利润。一旦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得到“较多的利润满足”时,“超前消费”即可作为一种自我剥削、也就是剥削自己的未来;另外,《谁偷走了我们的未来》这样的书,也揭示了另一种造成环境失衡的“剥夺未来”。
为了弥补“利润的短缺”,当代经济进入了一种难以中止的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却被视为“经济发达”,在当今的文化中,发达的经济无疑是光荣的,所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就显出更多的“优势”。
七、两种亵渎:追求利润最大化、争抢受剥削机会
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在上世纪中叶就很有影响力了,而现在我们的一些专家们大概还把“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解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说法,而“利润最大化”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最大化的利润”也是不存在的,甚至“追求更多的利润”都未必现实,倒是“合理的利润”值得我们大力研究。
而“争抢受剥削机会”更是一种“贱卖式”的文明倒退。不少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是吸取了历史教训、作为对消费能力的补充而推行的;而工会组织的作用,正是现代契约文化的表现,“争抢”是对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危害,而制造“争抢”更是险恶的阴谋。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文化中的适用性
1、共产主义理论在现代文化中的“过敏反应”
与一些药物的过敏反应类似,在现代契约文化中,历史事实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理论一些意外的反应:
阶级论:仅提供了革命的动力,而缺失了文明建设的动力。
物质论: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基础作用,助长了经济规模的攀比。
公有论:对所有制的强调,暗示了占有意识,使得管理模式缺乏活力。
这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意,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至少是有待完善的理论。在诸如面临灾难的危急情况中,也可以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苏联当年的“战时共产主义”就很成功。
2、消除“剥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我可以断言,这个世界不是由所谓民主思想主导的,而是由资本控制的。如果使用“剥削”概念,这个世界仍存在剥削制度。
而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文化的选择,比如“红灯区合法化”问题,争论就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合法化”是制度建设。文化如果不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即便制度化了,也依旧会不断争执、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制度问题。
消除剥削制度显然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尝试,得到过多种社会文化的支持;而作为一种抉择,却不存在必要性。当然,依赖剥削制度也是不必要。文明的进展,往往是尺度的把握;所谓的光荣,是站在文明发展的前沿,用智慧进行的开拓;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中,剥削与受剥削的“同时光荣”才能成立。
3、社会主义制度是文明在现代获得的重要成果
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以一种单纯的制度模式去描述。比如,欧洲古代的城邦民主制度,实际上只是城邦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而奴隶们被排除在外,公民与奴隶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度;从整体上来说,那样的社会是难以定义的。
当今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更为复杂。比如,一些跨国公司在适应不同国家的社会体制的同时,还在其内部实施公司制度;而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制度也相差各异,日本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管理风格据说各有特色,但都是经济大国的支撑力量。
社会制度不仅仅指国家制度,也可以用于企业管理、社区管理、村镇自治等各种的社会层次和形态中。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实践,有着丰富的、被很多社会接受并应用的制度理论和文明观念,对于现代文化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社会化:强调人的社会化发展、注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协作。对于个人主义难以“制造英雄”的当代社会,更是一种有力的牵引;
系统化:应用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注重人的品格和素质,致力于树立社会的文明特征,在市场机制之外,表现出一种更富有理性和人格力量的民主规范,发挥了重大的文明整合作用;
公共化:培养公共意识,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主张共享人类文明成就,有利于加强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这是对一切“神圣”名义的彻底取代,而置人类文明于最高的文化(价值)地位;
谐调化:注重管理机构(政府)的组织功能,重视对社会分工与协作关系的调整,鼓励个性化的创造并充分吸纳到文明建设中。这是对竞争机制的理性取代,有利于多元化的文明探索;历史一再证明,挤在一条路上,势必激化人类冲突,酿成文明的灾难。
我几乎没有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仅凭自己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悟,汇集了上述的心得。可以说,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正宗”的民主体制,都没有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正如文化在历史中的不断交融,人类社会的制度也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是社会主义的“门徒”或“信徒”,但我肯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我相信是文化造就了现实的制度,因为我的生物特征以外的一切特征都是文化造就的。